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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中国人遇见象牙》讲座实录

0来源:暂无日期:2019.06.11 点击数:378

讲座时间:2019年6月8日  下午2:00——4:00

讲座地点:成都金沙遗址博物馆

主讲人:张洁

       张洁,兰州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陕西师范大学历史学博士,主要研究领域为环境史、社会史、历史地理学、历史环境变迁与重建、历史动物变迁等,在《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中州学刊》、《野生动物》等国内核心、重要刊物上发表学术论文十余篇,参与《中国环境史研究第三辑:历史动物研究》的编著,及一篇已发表的SCI论文的撰写,同时,参与并完成一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课题和两项国家社科基金课题等项目。

 

       自古以来,象牙的白度、温和性及纯度等固有特性,使它不仅具有神圣的涵义,也是权力的象征。自先秦始,人们就开始了对象牙的使用,在经济、政治和社会生活等多方面,象牙与人类社会的关系极其密切,“瑳象雕牙”是对象牙手工业的特殊称谓,“象笏”是象牙在政治生活方面的代表,虽然,他们反映了人类的不同需求,但说明了同一个问题,那就是象牙与人类社会需求的关系,历史悠久。讲座将分“象牙的概念”、“历史上大象的分布变迁”、“象牙利用与‘瑳象雕牙’”和“象牙官用:象笏”四部分,向现场观众介绍中国人使用象牙制品的历史。


       一、象牙的概念

       象牙,广义上讲,就是大象的全部牙齿。就狭义而论,人们通常所说的象牙是指从雄性亚洲象上颚两侧长出的、突出于口腔外的门牙。分为牙根、牙管、牙尖。象牙全部由致密坚硬而且富有弹性的齿质构成,质地适于作为雕刻材料。

       牙心部分是实心的,亦称牙尖,质地最佳,是最理想的雕刻品材料;牙管部分的中间是空心的,只能在上部管壁上施以雕刻,一般不能用来雕刻立体圆雕作品。牙皮的质量和色泽均不如牙心,随着时间的推移,牙皮较牙心先变色泛黄而老化,因此,象牙雕刻品中以牙心为最佳。


       二、亚洲象的分布与变迁

       1.黄河流域亚洲象的分布与变迁

       黄河流域,在商代之前曾经有大量的亚洲象栖息,但是,由于气候逐渐趋于寒冷,亚洲象如何在野外过冬,似乎对其变迁的影响较大。与此同时,“猎象”、“瑳象雕牙”以及“髦象之约”等人类社会需求也略微的影响到了黄河流域亚洲象的分布变迁,迨至战国时期,亚洲象已经完全退出了黄河流域,南退至淮河流域。

(黄河流域亚洲象分布与变迁示意图)

       在史料、民间故事和考古资料中,均可以看到大象生存的记载。《韩非子·解老》篇记载:“人希见生象也,而得死象之骨,案其图以想其生也。”[①]在殷墟王陵区祭祀坑内还发现一只颈系大铜铃的亚洲幼象,证实了商人驯象的传说。还有“二十四孝”故事中“孝感动天”中就有“舜耕历山”描绘的耕田牲畜,非牛,非马,而是长鼻大耳的象,说明“象耕鸟耘”之说可能是存在的。

       2.淮河流域亚洲象的分布与变迁

       历史上淮河流域的生态环境和气候条件曾经非常适合亚洲象的分布,也曾经是亚洲象的主要分布区,然而,由于气候的冷暖变化和人类农业开发活动的逐渐增多,亚洲象开始逐渐南退至长江流域,但是,随着,宋代淮河流域气候的回暖,这一地区成为了亚洲象的游离区,甚至能从长江流域通过淮河流域,到达南阳盆地。

(淮河流域亚洲象分布与变迁示意图)

       3.长江流域亚洲象的分布与变迁

       历史上长江流域曾经是亚洲象的主要分布区,据考古证明,江苏、四川和福建等省都有亚洲象化石的出现,虽然,晋代以前,长江流域南北两岸都有亚洲象的广泛踪迹,但是,随着,东汉末年、永嘉乱后、安史乱后、靖康乱后和“金完颜亮”时期的5次人口南移的大迁徙,经济重心南移的逐渐完成和农业新作物占城稻的引进和推广,尤其是人类社会需求的激增,迨至南宋时,亚洲象的分布区已经退缩至珠江流域与长江流域的交界地带,并有继续南移的趋势。

(长江流域亚洲象的分布与变迁示意图)

       4.珠江流域亚洲象的分布与变迁

       珠江流域,由于人类开发较晚,在我国历史上自先秦至清代都曾经有亚洲象分布,据考古发现证明,仅广西壮族自治区就有10多处地方有亚洲象的化石出土,这充分的说明了,该流域地区曾经长时间的是亚洲象的主要栖息地之一,且据史料考证,自先秦至清晚期,流域内亚洲象的分布变迁经历了自东部地区向西部地区逐步退缩的过程,且最终在清晚期退出珠江流域,退至云贵高原。

(珠江流域亚洲象的分布与变迁示意图)

       5.云贵高原亚洲象的分布与变迁

       云贵高原,由于气候适宜,森林密布,人类的农业开发活动较晚涉入,自先秦至今都是亚洲象的栖息地。据考古资料显示,今云南省多地都有亚洲象的化石分布,且史料中,关于高原内部亚洲象分布的记载颇多,据考订可知,云贵高原内亚洲象的分布范围较广,且其变迁是自东部地区逐步向西部地区退缩,迨至今天仅分布于云南省南部和西南部地区,成为我国境内目前亚洲象的唯一分布区。

(云贵高原亚洲象的分布与变迁)


       三、象牙的利用与瑳象雕牙

       象牙自先秦始在人们的社会生活中,由最初具有装饰性质的生活物品,发展成为一种炫耀财富、体现等级差别具有象征意义的生活用品,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且具有阶段性,其间象牙雕刻品也呈现世俗化、实用性的趋势。

       1.先秦:象牙利用及行业发展的朦胧及初步发展阶段

       先秦时期,人们最初的生活需求纯粹是为了获取生存的必需品。象牙仅是人类取食象肉之后的副产品,早期人们对象牙的需求是出于无意识的利用。人们生活中最基本的生存条件得以满足后,更高一层的生活需求则被提出,象牙就是一种最佳载体。

       这一时期的象牙制品多为生活用具,是时人为了提高生活水平和质量,而有意识所为。河姆渡遗址出土的象牙雕刻品,多于石器、陶器、骨器等一同出土,说明其时其地已经形成了不同的专业化手工业生产部门,而骨雕和牙雕在理念和工艺上较为接近,所以此时较大的可能是牙骨手工业还未分离,还属于同一行业内的不同分工。

       随着生活资料的逐渐丰富,人们的生活呈现出由单一走向丰富的趋势。等级制度在生活中逐渐确立,象牙制成的珍贵物品,为奴隶主贵族所追求。殷墟出土的象牙雕刻品数量众多,工艺水平和造型较前代大为提高,骨器和象牙器已有天壤之别,所以可以推想,商代象牙雕刻业已从骨角业中分离出来,成为独立的象牙雕刻业。据《山堂肆考》:“周礼百工饬化八材,谓珠、象、玉、石、木、金、革、羽也。”[②]象牙雕刻业已成八种专业手工业之一,称为“瑳象雕牙”业。

       象牙在西南夷地区被各族奉为共同崇拜之物,并以此取得的了文化上的认同。在这种特殊的文化背景下,蜀王作为西南夷地区各族之长,祭祀中手执整枝象牙,区别于其他部族长,意味着西南夷各族在文化和政治上对他的认同,蜀王手握了号令西南夷各族的权力。考古实物也证明了这一点,因此,象牙被赋予了西南夷各族之长的政治与文化内涵,成为号令西南夷各族权力的象征物。

       总之,先秦时期,象牙制品的利用主要存在于服饰和祭祀生活方面。

       2.秦汉至南北朝:象牙利用及行业发展的承上启下阶段

       秦统一六国后,春秋战国的礼乐制度遭到破坏,人们的生活方式处于一个转型期。大象的分布范围迅速南退,象牙雕刻品材料匮乏,而象牙雕刻品却逐渐变成了当时达官贵人在生活中炫耀财富的一种手段,“犀象之器不为玩好”[③] 成为了一种现象,象牙成为了一种特殊的商品。象牙雕刻品的原料获取也出现了转变,由“就地取材”转变为“外出觅材”。

       这一时期,生活服饰中象牙制品的等级化明显,对后世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而且出现了佛教内容的象牙雕刻品,这一时期象牙制品的使用在人们的社会生活中处于承前启后的阶段。

       3.唐宋:象牙利用及行业发展的转折阶段

       唐宋时期,权利崇拜、等级差别依然盛行,官僚贵族在社会生活中地位的差别主要体现于“舆服”,象牙雕刻品在“舆服”中最具代表性。象牙雕刻品在官员的服饰中明显的从“舆”发展到了“服”。政府为了巩固统治者的社会地位,对“舆服”制中的象牙制品等级规定更为苛刻;社会文化的发展,使民间开始使用象牙制品,出现了民间象牙作坊和最早的皇家象牙作坊。

       4.元明清:象牙利用及行业发展的鼎盛阶段

       象牙制品的等级化已趋于模糊,象牙工艺迅速发展,匠人们不仅继承了传统技艺,还创造了具有时代特色的精品,但是,随着象牙原料的稀缺等多种原因,象牙雕刻等开始呈现鼎盛之后的没落。

       为了保护亚洲象和规范象牙制品市场,我国颁布了《国务院关于严格保护珍贵稀有野生动物的通令》和《象牙制品收藏证》,同时,为了保留、传承和抢救象牙雕刻技艺,2006年5月,广东省广州市和北京市崇文区的象牙雕刻技艺被收录于我国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名录。


       四、象牙官用:象笏

       自《周礼》始,笏作为官员上朝时手中所持的器具,逐渐被接受,并形成最初的定制,然随着朝礼仪式的演进,官员执笏的定制,自魏晋始,发生了变化,迨至唐代,以官员品秩而定执笏标准最终形成,之后,影响深远,至清代,象笏退出历史舞台,象笏始终是官员身份的特殊象征。


       五、余论

       中国历史上,人类对象牙的社会需求,随着社会的发展,既有时空上的变化,也有需求范围在不断扩大时所表现出的差异,但是,总的来说,历史时期人类对于象牙的使用是呈现增长趋势的。那么,大量的象牙来自何方?怎样获得象牙?这些是我们应该深入思考的问题。


     (以上内容均根据讲座现场录音和主讲人提供的演示文件整理而成。)


[①] (战国)韩非撰:《韩非子》卷6《解老第二十》,《诸子百家丛书》,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第52页。
[②] (明)彭大翼撰:《山堂肆考》卷235《补遗》,金林书林,明万历二十三年(公元1595年)。
[③] (汉)司马迁撰,(宋)裴骃集解,(唐)司马贞索引,(唐)张守节正义:《史记》卷87《李斯列传第二十七》,中华书局,1959年,第254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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