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披沙沥金二十载,实证蜀都三千年——纪念金沙遗址发现20周年 国际学术会议综述

0来源:暂无日期:2021.09.29 点击数:3489

       2021年是中国考古学诞生100周年纪念,也是21世纪中国第一个重要考古发现——金沙遗址发现20周年。为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9·28”重要讲话精神,努力建设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考古学,致敬中国考古百年征程,不断弘扬古蜀文化根脉、纪念金沙遗址发现20周年,“中国考古百年”系列活动之“纪念金沙遗址发现20周年国际学术会议”于9月27日至28日在成都召开。此次会议主办单位为中国考古学会、中国文物报社,承办单位为成都金沙遗址博物馆、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本次研讨会得到四川省文化和旅游厅、四川省文物局、中共成都市委宣传部、成都市文化广电旅游局的悉心指导,以及四川省考古学会、四川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四川广汉三星堆博物馆的大力支持。

       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王巍研究员,中国文物报社社长柳士发,中国考古学会公共考古委员会主任、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王仁湘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朱乃诚研究员,中国考古学会常务理事李水城教授,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学术委员会主任孙华教授,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前副所长卜工研究员,中国先秦史学会副会长、四川大学彭邦本教授等来自中国社会考古研究所、中国文物报社、北京大学、《自然与文化遗产研究》出版社、湖北省博物馆、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湖北省文物交流信息中心、武汉大学、湖南大学、上海大学、南方科技大学、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重庆市文物考古研究院、贵州省考古文物研究所、盘龙城遗址博物院、四川大学、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广汉三星堆博物馆、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成都金沙遗址博物馆等机构和高校的专家学者近百人参加会议。四川省文化和旅游党组成员副厅长、四川省文物局局长王毅,中共成都市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市文明办主任郭小平,成都传媒集团董事长、党委书记母涛,成都文化广电旅游局副局长张学文等领导出席大会。

       本届大会也采取了线上线下相结合的形式进行,美国哈佛大学教授傅罗文、美国旧金山亚洲艺术博物馆馆长许杰、墨西哥奇琴伊察遗址博物馆馆长马可·安东尼·桑托斯、中国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林圭侦博士等嘉宾在线上参加会议。

       共有18位专家学者在现场作了精彩的报告,另外有6位专家通过视频连线、提交报告等等方式发表了演讲。围绕金沙遗址考古发掘研究回顾与展望、古蜀文明考古发现与研究、区域文明考古发现与研究、早期文明信仰与交流、世界文化遗产保护与研究等主题,进行了深入研讨。

 

       一、金沙遗址考古发掘研究回顾与展望

       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卜工研究员在题为《“金沙模式”再创辉煌》的发言中,首先阐述了什么金沙模式?金沙遗址从发掘保护到建馆展示,一以贯之的理念和追求就是“金沙模式”。概括起来就是:超前意识,自信意识,学术意识,包容意识。其次,为什么强调金沙模式?三星堆再发掘到今天,人们突然发现自己熟悉的知识体系在古蜀文明面前已经无能为力了,因为文献记忆的缺失,整个长江流域及其以南的文明形态几乎成为历史空白。所以,必须正视历史文献的局限性。致敬“金沙模式”,就是要强调建设考古学理论体系和话语体系的紧迫感和重要性。中国考古讲热闹更讲门道;讲媒体关注更讲研究质量;讲普及推广更讲提高发展,两手都硬才是学科本色。就三星堆考古再发掘而言,现在已经不能满足于有什么,而必须回答它们究竟说了什么!三星堆祭祀坑最新解读:8座祭坑是有机整体,出土物都是鱼凫王生前的至爱;不同的祭坑都表达了什么主题?早年月亮湾燕宅附近曾出土同类遗存;新研究为探索古蜀文明制度创造提供崭新视角;更说明,古蜀文明绝对不能套用或照搬夏商周文明模式解读。第三,“金沙模式”再创辉煌。“金沙模式”是成都文博的财富,是中国考古的财富,也是再创辉煌的财富。金沙再出发关键在创新:创新理念注重学习。创新高度需换思路。创新路径探索制度。创新机制注重联盟。

       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周志清研究员在题为《金沙遗址研究新进展》的发言中,代表金沙遗址发掘团队对金沙遗址近20年的研究进展做了一个简单的回顾。到2019年,共对金沙遗址群中的130个地点进行了抢救性发掘,共计抢救性发掘达到25万平方米。通过介绍金沙遗址发现与发掘20周年发掘与整理概况情况及存在问题,祭祀区的整理研究代表金沙遗址研究最新进展,其完善成都平原商周时期考古学文化的编年与分期体系,为古蜀文明的研究提供了坚实的年代标尺和完整的参照体系,明晰了金沙遗址商周时期遗存涵盖三星堆文化、十二桥文化及新一村文化,商周时期不同时期遗存有着不同的表现方式,绵延千年的祭祀传统和稳定祭祀中心凸显金沙先民社会和信仰传统的超稳定结构,发达的神权系统极大丰富了中国古代文明的文化特质。可能要重新认识或者评估三星堆与金沙的关系,究竟是习惯上理解的先后关系,还是本身就是双星闪耀,根据三星堆最新的成果的话,可能要重新思考这个问题。从目前来看,金沙祭祀区大概有1000多年祭祀传统,不管发生内部的考古学变化,但是它把这个地方作为祭祀中西的延续性,体现了超稳定的传统。金沙目前没有发现城垣,可能反映古蜀的形态本身的复杂性。要反思以三星堆和金沙为代表的古蜀文明发展范式。成都平原商周时期文化谱系和年代框架完善仍然在路上,体现在最基本的考古学面貌上的文化内涵、年代边界的不确定,导致了现在很多问题上没有形成共识,因此要以多种观点来分析,无论是三星堆还是金沙,都是长时段的动态的过程,这是需要重视的。还有以陶器建立的文化传统,还有基于心理信仰的大传统以及考古学变化,由此反映古蜀的特质。无论是金沙还是三星堆,发现高等级的墓葬,可能要反思神权政治和技术经营、政治经营为代表的有着不同的丧葬物化形态,所看到的高等级墓有可能代表本身的状态。现在还是要对成都平原青铜时代考古学的基本含义和时空范围,要有一个重新的思考。同时要关注成都平原新石器晚期和青铜时代重大事件发生以及以什么为标志的问题,洪水在成都平原青铜时代扮演的角色也需要关注。

       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杨占风研究员在题为《十二桥文化分期——兼谈金沙聚落》的发言中,通过天乡路、和盛柳岸、中海国际2号地点(H25、H26)、波罗村、三观村、曹家祠、电子科技大学行政楼、摩甫生物、万安药业包装厂、干道黄忠A线、清江村、新一村、阳光地带等典型遗址、典型单位的陶器组合变化,对十二桥文化的分期进行了细化,并对其上、下限进行了界定。并通过对金沙遗址已发表材料的年代、遗迹类型分析,对其历时性的聚落规模、功能分区进行了初步分析。十二桥文化年代上限已经进入到三星堆文化年代范畴。有两种可能性,一个是三星堆偏晚阶段的一些遗存应该归到十二桥文化,另外一种可能性来说,三星堆文化晚期阶段跟十二桥文化早期,两者有一个并行期。从现在材料看,第一种可能性要大一些。金沙遗址自早至晚包括了宝墩、十二桥、新一村三种考古学文化遗存,另外从金沙遗址最南端一个发掘地点金沙园三期,可以说金沙遗址十二桥文化的南界并没有越过金阳路。金沙遗址在商晚至西周早期是逐渐兴起过程,而它的主盛期应该是西周中晚期达到鼎盛,而到春秋跟战国时期,这个时期没有发现已经开始衰落了,特别是春秋晚期到战国是作为墓地使用。西周以前居址跟墓葬没有分开的,西周以后开始有了独立的墓葬区,而到了春秋战国,已经有纯粹的墓葬区。从整个墓葬区分布的情况,整个墓葬区主要分布在金沙祭祀区西部沿线地带。如果整个金沙其他遗址点与祭祀区是直接关系者的话,那么通过祭祀区其它聚落分析,鼎盛期应该在西周中晚期,如果按照这种逻辑来推断,祭祀区鼎盛期也应该在西周中晚期。

       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姜铭副研究员在题为《从植物遗存浮选结果看金沙遗址的祭祀活动》的发言中介绍,金沙遗址祭祀区浮选出了大量的植物遗存,种子、果实数量众多、树木类种子类别丰富、炭屑含量明显偏高是其显著特点。金沙遗址祭祀区的炭屑含量非常高,其平均值远高于成都平原同时期的其它地点,且大部分的炭屑来自于地层,表明其用火频率十分频繁,可能反映了该地点在商周时期祭祀活动比较频繁。其中,在第二期第三段和第三期中段出现了炭屑含量的高峰值,且树木种子、杂草种子的类别和数量与之显示出较强的同步性,显示这两个时段可能存在着“燎祭”活动。这些燎祭活动可能更偏重于烟气的生发而非祭品的燎烧。

       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何锟宇研究员、成都金沙遗址博物馆郑漫丽副研究员在题为《金沙遗址祭祀区动物遗存的考古学观察》发言中指出,金沙遗址位于成都市区西部,发现于2001年2月,是成都平原商周时期一处重要遗址。遗址内已知的文化遗存分布点达70余处,以摸底河以南的金沙村、中东部的黄忠村等地点最为重要。祭祀区位于金沙遗址第Ⅰ区梅苑地点东北部,该地点以出土大量玉器、青铜器、金器、象牙、卜甲、石器等 特殊 质料的遗物为特征。从2001年2月至今,这里先后进行过三次较大规模的发掘,发掘面积 5895平方米,目前已经揭露的祭祀遗存65处,灰坑33个。祭祀区动物遗存与大量祭祀用品共存,以哺乳动物的牙齿和鹿角、麂角为主,有少量残破的下颌骨和肢骨,无完整的动物骨架。通过对已公布材料的不完全统计,祭祀区内发现动物遗存与祭祀用品共存的遗迹有25处,约占已知祭祀遗存的38%,这反映动物遗存作为祭祀的牺牲在祭祀活动中具有重要的作用。通过对祭祀区发现的动物遗存的梳理,与金沙遗址同时期的成都平原内其他遗址出土动物遗存的对比,以及梳理从宝墩文化时期到战国成都平原发现的动物遗存,提出金沙遗址祭祀区内动物遗存的用途及来源的初步意见。武汉大学张昌平教授在题为《金沙遗址出土青铜容器及相关问题》的发言中认为,金沙是与三星堆文化面貌和社会性质近似、替代三星堆的古蜀王都所在,这样的宏观认识还可以进行条缕分析。金沙祭祀区出土的青铜容器碎片过去未被学术界重视,比对器形表明,其器类包括折肩尊罍、方尊、双耳罍、提梁卣等多种不同类别,所属年代从三星堆文化延续至新一村文化。从这些器类可以让我们识别这些青铜器的文化背景,由此可进一步认知三星堆文化到十二桥文化时期成都平原的社会格局。

       美国哈佛大学傅罗文(Rowan Flad)教授在题为《金沙遗址与成都平原考古》的视频发言中介绍,在2001年,他非常幸运能够在中坝遗址的发掘结束后,访问成都。在这次的访问中,成都市考古所的朋友们带领他去看因为兴建大楼而刚发现的金沙遗址,看到象牙还在因为发掘施工沟渠而被切开的坑中。在接下来几年中,他都经常向别人重复这段发现金沙遗址以及其后续的故事。虽然在初期的施工中坑局部被破坏了,但居住在施工现场附近的民众很快就认出,那些弃土堆里有文物。这些发现引起了安全人员的注意,并将这些信息报告给当局。成都市考古研究所很快意识到这些发现的重要性,停止了建设,开始对现在称为金沙的遗址进行仔细而广泛的调查。一个能认知文化遗产价值,并加以解释和宣传的健全机构,当它为大众所知时,就有动员公众来保护文化遗产的能力。成都市考古研究所、四川省考古研究所、四川大学等四川的文化遗产机构,已经做了非常多重要的工作,并就这些工作和大众进行交流,这也使2001年成都人认识到考古发现对全体社会的重要性。住在金沙附近的人都知道他们发现的文物很重要。不仅是有可能出售的、市场上有价值的东西,而且也具有重要的意义。他们将这些物品提请当局注意,而不是据为己有或出售。如此,使成都市考古所的学者能够有系统地调查这些发现的背景。如果这些物体是在脱离背景的情形下被发现,是不可能有这些理解的。三星堆的新发现进一步说明,在三星堆所发生的文物埋置事件比金沙还大。器物的组合也不尽相同。虽然在金沙看到的坑里确实有很多完整的象牙,但金沙很多象牙都被切成小块。在三星堆,似乎大多数象牙都是完整的。也许新的发现会改变理解,但这些象牙制品显示了两个遗址的人们与其他社群互动方式不太一样。三星堆大量完整的象牙,反映了一个大范围的互动,可以为三星堆人带来象牙等贵重材料。仅仅几百年后,在金沙,象牙可能更难获得——需要分割那些获得的象牙。金沙所处的十二桥时期也是成都平原上小遗址越来越普遍的时期。 2005 年至 2011 年由成都市考古研究所与北京大学、哈佛大学、台湾大学和华盛顿大学共同进行的成都平原考古调查,记录了许多这样的小遗址。希望有关这项工作的报告尽快出版,并有助于进一步提高大众对这个地区文化遗产的欣赏与重视。中国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林圭侦博士也在视频发言中介绍了她见证金沙遗址考古发掘与研究的情况。

       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陈剑研究员提交了论文《俞伟超、张忠培先生指导金沙遗址考古纪事》,指出金沙遗址的考古发掘研究工作得到了学术界多位专家学者的指导关心,其中,俞伟超和张忠培先生的关注与指导较有代表意义。俞伟超先生在金沙遗址发现之前发表了系列论文、讲座及题词,推进了巴蜀考古研究的深度与广度;在金沙遗址发现及发掘的初期阶段,他亲临现场进行了具体指导。张忠培先生在金沙遗址发现后也亲临现场指导工作;并通过各种方式关心支持金沙遗址考古,尤其是筹划组织在成都召开了“第三届中国古代玉器与传统文化研讨会”,会后主编出版《玉魂国魄(三):中国古代玉器与传统文化学术讨论会文集》。回顾梳理俞伟超、张忠培先生对金沙遗址考古的指导是书写金沙遗址考古学术史不可缺少的组成内容。

 

       二、古蜀文明考古发现与研究

       四川大学彭邦本教授在题为《三星堆——金沙共同体略论》的发言中指出,三星堆遗址和金沙遗址在空间上彼此临近,文化面貌相同,很显然是属于同一个文化共同体,它的文化,尤其是它的精英文化的共性,反映这两者应该是属于同一个政治和信仰的共同体,属于一个政治共同体,包括宗教信仰共同体,实际上就青铜文明时期一个区域性的共铸联盟王朝,暂称它为三星堆——金沙共同体。三星堆古城早于金沙古城,但是两者在晚商有一个并存时期,在这个并存时期,从古城规模,尤其是出土器物的规格等等可以推测,三星堆的主人应该是当时这些蜀地的邦国联盟共主,金沙古城所代表的这个邦国应该是联合的核心成员国,那么从它们文化面貌如出一辙的表现,甚至可以推测它和三星堆共主是同宗的。出土资料反映,三星堆古城在商周之际出现了衰落,而后金沙古城就继续繁荣,估计此后的联盟共主就转为金沙古城。三星堆——金沙共同体是一个以成都平原为中心的巨大的地域性邦国联盟,在虞夏之际开始逐渐进入文明,商周时期达到青铜文明的高峰。文献和考古资料综合反映,三星堆——金沙共同体代表的上古蜀地文明的起源很早,很早就与黄河流域五帝三代时期发生了交流互动,是都处于一种邦国邻里的这样一个早期文明的状态。出土大小铜人发饰相异,但是礼容仪态相同,特别是疆域跨生态、跨生业区表明,这个文明的整合程度已经相当高。但是始终处于邦国联盟的状态,从文献记载来看,可能也有过分封,文献中有蛛丝马迹,但是似乎从来没有出现过郡县制,因而在东周以后就逐渐落后于中原地区,最后被兼并。

       北京大学孙华教授在题为《中国上古的太阳神鸟崇拜——从金沙太阳神鸟金饰说起》的发言中指出,今年是中国文化遗产标志的蓝本,四川成都市金沙遗址出土的“太阳神鸟”金版出土20年。太阳和太阳神崇拜是世界许多地方人们历史上都曾有过的原始宗教信仰,但将太阳与鸟结合在一起的文化相对较少,将太阳神表现为人首鸟身并与太阳神树结合在一起的古代文化就更加少见。金沙的太阳神鸟与先前的三星堆太阳神鸟属于同一体系,它们是中国古代主流太阳神话和太阳神崇拜体系形成后的产物,其渊源可以追溯到长江中游的高庙文化和长江下游的河姆渡文化。早在金沙以前的时代,在长江流域就形成了共同太阳神崇拜及其共同表现形式和宇宙观念,这些共同的文化因素是中国古代统一王朝成立并稳固发展的思想基础之一。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冉宏林博士在题为《三星堆遗址祭祀区考古工作阶段性进展及主要收获》发言中介绍了三星堆遗址考古最新成果。根据国家文物局《关于川渝地区巴蜀文明进程研究项目考古工作计划(2021-2025)的批复》(文物保函〔2021〕277号),三星堆遗址祭祀区2021年度的考古发掘工作已纳入“考古中国”重大项目。为抓好项目实施,配合推进“古蜀文明保护传承工程”,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秉持“课题预设、保护同步、多学科融合、多团队合作”的工作理念,联合国内39家科研机构、大学院校以及科技公司,共同开展新发现六座“祭祀坑”的考古发掘。三号坑(以下简称K3)的发掘由上海大学与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负责,发掘自2021年1月9日启动,目前已进入收尾阶段,预计2个月内能完成田野发掘工作。K3截至目前出土各类器物残件和标本共729件。较完整遗物共478件(组),残件141件。其中,较完整器物包括铜器293件、玉器45件、象牙100根、金器7件、骨雕2件、石器2件和海贝26件(组)等。四号坑(以下简称K4)的发掘由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负责,启动于2020年10月9日,至2021年8月19日结束。共出土完整器79件、残件1073件。完整器包括玉器9件,均来自埋藏堆积,有琮2件、瑗1件、凿4件、璧1件、锛1件;铜器21件;象牙47根,均来自埋藏堆积;陶器2件,均出土于灰烬层,且均为尖底盏。五号坑目前已经做好了将坑内堆积提取回实验室的准备工作,预计在9月底完成野外清理工作,转入实验室开展精细清理。截至目前,五号坑共清理出土近似完整的金器19件、玉器2件、铜器2件,另有牙雕残片等近300件,较为典型的有金面具、鸟形金饰、橄榄形玉器、圆形金箔、玉珠和云雷纹牙雕等。六号坑已于2021年7月19日结束野外发掘工作,坑内“木箱”及西侧木器已经整体提取回实验室,由社科院考古所实验室考古中心负责开展室内发掘。截至目前,六号坑只出土包括“木箱”在内的两件木器以及玉刀1件,不过“木箱”之内尚未清理,故是否还有更多文物出土尚需后续明确。七号坑已经清理完填土堆积,暴露出埋藏堆积,包括最上层的象牙以及其下的其他材质文物,象牙数量预计将近200根,能确认的文物包括玉石戈、璋、瑗以及铜人头像、有领璧、龟背形挂饰等,目前正在开展象牙提取工作,预计于10月份提取完全部象牙并开始提取埋藏文物。七号坑目前出土近似完整的铜器1件、金器3件、玉器5件,提取象牙80根(含残断象牙),典型文物包括带黑彩铜人头像、鱼形金箔片等。八号坑已经清理完填土堆积、灰烬堆积,暴露出象牙和象牙之下的埋藏文物,象牙数量预计将近200根,能确认的文物包括铜人头像、铜面具、铜尊、铜方罍、铜神坛、铜神兽、铜顶尊人像、玉璋、玉戈、玉有领璧、石磬等,目前正在开展象牙提取工作,预计将于10月份提取完全部象牙并开始提取埋藏文物。目前提取的近似完整器包括铜器54件、金器349件、玉器199件、石器34件,提取象牙66根(含残断象牙),典型文物包括小型铜凸目鸟身人像、金面具、玉璋、石磬等。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朱乃诚研究员在题为《三星堆文明的年代及与金沙的关系》发言中依据目前已经公布的三星堆遗址和金沙遗址考古发掘资料,对三星堆文明的年代尤其是三星堆文明的结束年代及与金沙的关系作进一步的探索。“沉睡数千年,一醒惊天下”。这是对1986年四川省广汉三星堆遗址发现两座大型“祭祀坑”及一大批精美而奇特文物的高度赞誉。2019年秋以来对三星堆遗址两座“祭祀坑”附近区域的再次发掘,又发现了六座坑,并且已经清理出土大型金面具、大型青铜人顶尊、青铜扭头人像等青铜器、玉琮与玉戈等玉器、象牙及象牙雕刻作品等一批珍贵文物。这些发现,充分展示了商王朝以外区域的一处最为辉煌夺目的方国文明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展示了惊醒世人的璀璨的三星堆文明。而2001年以来在成都金沙遗址的系列重要考古发现,又极大地拓展了三星堆文明的内涵。然而,长期以来,对三星堆文明的年代,即三星堆文明何时形成,又是何时结束,整个三星堆文明延续了多少时间,却尚未进行深入的探索。对三星堆遗址与金沙遗址发现的那些高档次的文化遗存而文化面貌相同的文化现象及其关系也尚待进一步的梳理。他曾探讨了三星堆文明形成的年代与机制,提出:三星堆文明形成于三星堆遗址二期,具体年代大致在公元前1600~公元前1500年。三星堆文明是在三星堆遗址二期受到二里头文化、齐家文化的影响下而产生的,形成时期包含了二里头文化、齐家文化,以及宝墩文化的继承者等三种文化因素。二里头文化与齐家文化对成都平原地区的影响,促使当地的本土文化发生巨变,导致三星堆文明的形成。由于三星堆文明形成过程中继承了一些二里头文化所代表的夏文明因素以及齐家文化因素,所以在三星堆文明的发展过程中,尽管受到中原商文明的影响,但其所呈现出的最主要的文化特征,那些表明三星堆文明特质的文明因素,却迥异于商文明。

       美国旧金山亚洲艺术博物馆许杰馆长在题为《从金沙石雕跪坐人像反观三星堆文化的图像表述和祭祀行为》的书面发言中,通过三星堆、金沙出土图像的内在关系探索三星堆文化的图像表述系统和祭祀行为。金沙遗址共出土石雕跪坐人像12件,是为金沙出土器物中最引人注目的图像。人像表述大同小异,都是裸体、赤足,双膝,双足跪地,臀部坐于脚后跟上,呈跪坐状,双手被绳索反缚,头顶发式从前额至后脑中分,中间低两侧高扬梳理极其规。类似石雕人像先前曾在广汉三星堆遗址出土2件,成都方池街遗址出土1件,并有1件见于美国芝加哥艺术博物馆收藏。造型特点的一致性可以令人判断它们都是同一文化传统的产物。现已发表的学术论文对这批石雕跪坐人像的研究大多侧重于族属、身份、功能的判别。主要观点可以简括地归纳如下:族属包括氐羌人,蜀人,西南夷;身份包括俘虏、奴隶或犯人,巫师;功能为牺牲,用于祭祀。三星堆遗址中发现的两件石雕跪坐人像,造型比较简陋、粗糙,但无疑证明这类形象也属于三星堆文化。同时,在两个遗址共同出现的石雕像还有石虎和石蛇。因此,可以把以它们放在三星堆文化的图像系统中进行考察,探究他们的意义。三星堆文化的图像系统目前主要由来自K1和K2的材料组成,尤以青铜立体和平面图像为主。自2019年底以来陆续发现的六个器物坑,也已出土大量图像材料,目前尚在发掘、保护、整理的过程中,只能个别地收入讨论。三星堆文化的图像系统中内涵最丰富、最复杂的器物就是大型神树和大立人。因此,它们应该是讨论三星堆图像的重点和中枢。就本次讨论而言,大立人尤为关键。大立人造像整体高达2.6米,庄严肃穆。图像表述的主要特点是对身体体表的每一部位有细致入微的表达,这些细节在三星堆文化的礼仪中有着符号性的根本意义。大立人头戴兽目高冠,五官表现夸张,双耳垂有孔,可见原初当戴有耳饰。身着三层华丽的服饰,最外一层饰有带羽毛的奇异龙纹。然而,大立人却裸足站立在兽形髙台之上,与冠饰、华服形成极大的反差。一个合符逻辑的理解应该是他所站立的位置具有神圣的意义,不能穿鞋。值得注意的是K2出土的其他小型人像大多似乎是穿鞋的。这里可以看到穿鞋与裸足的区别。三星堆图像系统中裸足与否应该具有重要的意义。如此,青铜大立人和石雕跪坐人像就有共同之处。当然,两者的地位截然不同。大立人从衣着、手势来看,显然是一位尊贵的献祭者,呈现主动的态势;而跪人全身赤裸,双手反缚,显然是祭品或处于刑罚的状态,呈现被动的态势。或许大立人献祭的祭品之一就是石雕像所代表的人牲。他们在祭祀的时刻,同处一地:一处必须裸足的神圣之地。裸姿的人物图像在三星堆和金沙的考古遗物中目前仅见于石雕像,但在K2中出土的微型顶尊人像则是上身半裸,足却似乎穿鞋。图像中突出表现乳头,可能意涵此人像为女性。当时仅为孤例,但最近在K3出土的顶坛人像上看到了同样的现象。顶坛人胸部突出的乳头周边有纹,使乳头也成为看似一对鸟形的眼睛。这些纹饰似乎应该理解为纹身。但同样是顶尊跪坐人像,K3新近出土的例子,头顶实体大口尊,全身着衣至大腿。三星堆文化中变化多端的图像,有待慢慢梳理。其他各类人像身着数种服饰,当然无一如大立人服饰般繁复、精美。可见,在三星堆文化的图像系统中,服饰的表述有全裸、半裸、简单衣着和繁复衣着等多个层次,应该是破译人群角色种类的一把钥匙。发式和头冠同样具有分门别类的意义,应该意涵着不同的社会角色,但目前尚难绝对地认定为代表了不同的族群。三星堆遗址中发现的两件石雕跪坐人像,出土于西泉坎,年代或早于金沙出土的石雕跪坐人像。他们不见于K1和K2;正在发掘的六个器物坑中也不见报道有此类图像。按先前提到的设想,即大立人献祭的祭品之一就是石雕像所代表的人牲;他们在祭祀的时刻同处一地,一处必须裸足的神圣之地。那么如何解释石雕跪坐人像在各坑中的缺席?探讨这个问题,又必须回到大立人。大立人身为尊贵的献祭者,呈现主动的态势。但奇怪的是他却被拦腰打断为两截,头脚颠倒地丢入坑中。认同K1和K2出土器物是某种祭祀的结果。器物都被有意击打、焚烧。但是,在K2所体现的那场祭祀中,献祭者本人也成为了祭品。这显然与石雕跪坐人像所体现的祭祀有着本质的不同。或许石雕像所体现的祭祀是三星堆文化中常规的行为,而K2及其他七个坑反映是某种特殊情形下,三星堆社会精英以图像为代表的贵族自我献祭。当然,石雕像代表的人物不必一定来自社会底层。被俘的异邦权贵或本邦精英因罪被用于祭祀的情形常见于人类历史。石雕跪人极其规整的发式或发冠或许隐喻了他们具有一定的身份。K1至K8朝向完全一致,坑形呈长方形或近正方形。K1和K2从青铜器的风格判断,时代有早晚。K3至K8的年代是同时还是异时,有待将来的研究。但此处显然为管理有效的场所。或许,这八个坑所反映的是三星堆文明在遭遇重大变故,如洪水等灾难时,贵族必须自我献祭,以安抚、平息神灵的特殊宗教习俗。这种祭祀行为显然都发生在坑外:同一器物的部件有时出现在坑中的不同位置;而坑壁不见焚烧痕迹;再者,坑中青铜器往往不能完全复原,可见祭祀中消耗的器物并非完全埋入坑中。严格地说,这些坑应该称为“祭遗物坑”。而从多坑有大量灰烬的现象来看,祭祀应该就在附近举行。

       四川大学李映福教授在题为《黄金和美玉:三星堆-金沙遗址出土神(王)权用器看中华文明的多元一体》的发言中以三星堆——金沙遗址出土神权(王权)用器为切入点,通过三星堆——金沙遗址出土琮、钺、斧、戈、璋等玉器的溯源,讨论三星堆-金沙遗址与中原文化在精神与价值观念上的同源;三星堆——金沙遗址出土的黄金面具、黄金权杖的神权(王权)用器的观念,可能是与域外文明交流互鉴的结果,但作为黄金载体的青铜面具和黄金权杖表面錾刻的图案却是古蜀文明具有代表性的图案元素。

       成都金沙遗址博物馆王方研究员在题为《寻玉之路——古蜀玉器玉料分析及矿源产地调查情况综述》的发言中介绍了三星堆、金沙遗址出土玉器研究的相关成果。在古蜀文化两个中心区域三星堆遗址、金沙遗址中出土了数以千件温润细腻、制作精美的玉器,统称为古蜀玉器。对古蜀玉器材料的检测分析表明古蜀玉器主要以透闪石玉为主,同时还有少量的阳起石、透辉石、斜长石、闪长石、滑石等,材料种类丰富,选料较为广泛。通过对成都平原西北龙门山脉一带玉料矿源分布情况的初步调查,以及对中国其他区域矿源产地玉料标本的观察与对比,初步明确古蜀玉器绝大多数材料明显区别于其他区域玉文化玉料,古蜀玉器绝大部分玉器应为就地取材、就地制作而成。

       四川大学霍巍教授提交了论文《从三星堆到金沙:展现中国上古精神世界的知识图景》,认为四川广汉三星堆新发现祭祀坑的考古发掘,让世人再次感受到中国考古学在新时代的巨大成就和感染力。而金沙遗址是三星堆文明的延续与发展,具有许多和三星堆文明相同的文化因素,两者共同形成了中国西南早期青铜文化的基本风貌。三星堆的青铜神树等与金沙遗址出土的太阳神鸟金饰及蛙形金箔展现了古蜀先民日月崇拜、阴阳四季等宇宙观念;三星堆遗址出土金杖与金沙遗址出土金冠带的鱼、鸟、箭的神秘纹饰如出一辙,似乎透露出古蜀文明中某些已经消逝的“知识密码”;三星堆和金沙遗址在祭祀对象、祭器使用、祭祀场所等方面都有所不同,但在使用大量象牙、金箔神器、玉器祭祀来“沟通神人”这一点上,两者之间是一脉相承的。从三星堆到金沙,大量的考古发现都是与祭祀有关的遗物和遗迹,从而提供给世人前所未有的中国上古精神世界的知识图景。

 

       三、区域文明考古发现与研究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王巍研究员的发言题目是《三星堆·金沙与夏·商王朝》,他首先分析了三星堆和金沙遗址所见的二里头文化的影响。二里头遗址青铜器基本上是以酒器占绝大多数,同时形成了一整套的玉璋、玉戈、玉乐等等,原来是武器或者工具,到了夏代后期的时候大型化、仪仗化,包括出现石磬乐器。其中的多孔玉刀、玉戈、玉璋等,制作和三星堆出土、金沙出土的非常接近。二里头还有铜铃和石磬构成的礼仪用乐制度,也影响了三星堆及金沙。从青铜容器还能看到的商王朝对古蜀国的影响,三星堆出土的青铜容器为尊和罍,目前在夏代后期都没有见到,最早是在进入商代以后,商王朝继承夏王朝的一些技术、方法、理念以后,新发明了一些器类如尊和罍。商代晚期,接近3300—3000的时候,也就是殷墟作为商代都城的时候,妇好墓和三星堆出土的尊和罍从基本的性质,然后从纹饰的特点都非常接近,但是不同的是三星堆和长江中游在中间位置都有立鸟的装饰,这显然是长江中上游的青铜器特点。在三星堆和金沙能够看到的多种中原文化基因。夏商王朝对三星堆和金沙的影响,可能经过了两个时期,一个时期是二里头文化的玉礼器等等,应该可能进入商纪年之后的商前期的时候传到了三星堆,然后第二波商代晚期青铜容器制作技术等等的传播,应该进入两个阶段。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方勤研究员在题为《石家河玉人像与古蜀文明青铜人像对比研究》的视频连线发言中指出,石家河遗址的玉人像发现于肖家屋脊(后石家河)文化时期,距今4200~3700年,分别在肖家屋脊、罗家柏岭、谭家岭、严家山等遗址点考古发掘出土。石家河遗址累计出土玉器有400余件,有玉壁、玉龙、玉凤、玉虎、玉蝉等多种造型,其中玉人像有十余件,造型奇特独特,无疑最引人关注。石家河玉人像的纵目、大口、垂耳、鹰钩鼻、獠牙等造型,当是掌握神权和巫师这类人,设定的神的形象,也为后来三星堆等的神人形象所继承。只是青铜器比较玉器而言,技术、工艺、用材更好塑造,神像就更夸张,如纵目形象的眼睛更长、垂耳的耳朵更夸张。最近,三星堆公布了新发现,取得了更多令人震惊的成果。特别是扭头跪坐铜人像的4号“祭祀坑”成果公布,为研究三星堆青铜人像提供了更多的视角。石家河玉人像可以分两类,一类是夸张的神像:纵目、獠牙、鹰钩鼻造型,当是神的形象;二类是人的形象,如出土于罗家柏岭的玉人像,面庞写实,两眼倾斜呈倒置的八字形,鼻宽阔,口扁方微闭,散发着威严与神秘的气息,应该是祖先或者王的形象。特别值得关注的是,第一类神造型的玉人像,出自瓮棺的特殊墓葬中,而瓮棺的葬式,当与巫师等神权人物相关;而第二类玉人像,出自罗家柏岭遗址点,并与玉壁同出,而罗家柏岭发掘者认为是制玉作坊,何驽和我倾向认为是祭祀遗址,玉壁等当与祭天有关。这两类玉人像的不同出土地点,也与神人像、祖先像的功能吻合。此前三星堆1、2号祭祀坑出土的纵目人像,与常人相比迥异,当是神庙的神像,而此次4号祭祀坑出土的人像形象,与此前发现的纵目神像相比,更接近常人。可见,三星堆的青铜人像,和石家河一样,也分两类,一是神像,一是人像。4号祭祀坑的年代最有可能在距今3148年至2966年的范围之内,属商代晚期,时代比肖家屋脊(后石家河)文化晚,其继承了石家河的传统,当是确凿。当然,两者虽然同属长江流域,但时间相隔久远,文化上的传承和实现路径,还需要更深层次的探究,也期待更多的考古新成果。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何努研究员在题为《陶寺“木帝主”兼论古蜀文化“灯形器”功能》的发言中通过相关考古存在背景关系,分析陶寺遗址早期王族墓地贵族墓葬出土“高柄木豆”的祼禘礼祼祭对象“苞茅木帝主”功能,一类王墓与二类大贵族墓中的男性墓主,控制着祼禘礼的宗教祭祀权力。受陶寺文化早期苞茅木帝主祼禘缩酒功能的启发,进而推测古蜀文化的灯形器也是祼祭缩酒的器具,将苞茅填充入其高柄内空腔,即可缩酒,可称之为“祼漏豆”,既可用于祭祀先帝先祖,也可用祭祀鬼神。

 

       四、早期文明信仰与交流

       湖南大学岳麓书院郭伟民教授在《湖南史前白陶的考古发现与研究》发言中提出湖南史前白陶的考古发现,与湖南新石器时代考古工作紧密相连。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洞庭湖地区的汤家岗、丁家岗、三元宫等遗址均发现白陶,年代属于汤家岗文化和大溪文化。后来,在更早的遗存中也有发现,如皂市下层、坟山堡、涂家台等遗址均出土过白衣陶和黄白陶,高庙遗址则是出土大量白陶。白陶上图像纹饰复杂繁缛,多以刻划、戳印、压印、模印、拍印、剔刺等手法装饰兽面獠牙、篦点、凤鸟、几何形纹等。器物主要有釜、罐、盘、簋、碗、杯。沅水中上游地区是出土白陶最丰富的地区,松溪口、征溪口、溪口、台坎大地、下湾,以及贵州境内的一些遗址都有白陶发现,在年代上与高庙下层遗存有先后,均可纳入高庙文化范畴。湘江流域的中上游地区,大塘、磨山、堆子岭、独岭坳、老虎坑等遗址也发现有白陶。整体而言,这类白陶遗存较早阶段与高庙文化和皂市下层文化的白陶特征较为相似,较晚阶段则与汤家岗—大溪文化白陶相似。大塘遗址白陶上类似建筑的图像以及陶器上的彩绘暗示其与高庙遗存有着某种联系。2011、2012年千家坪遗址的两次发掘,则基本解决了湘江中上游地区白陶遗存的性质和地位。千家坪遗址位处南岭北侧的桂阳县,这里发现了年代不晚于距今7000年的大量白陶遗存,其造型和纹饰与高庙文化极为相似,与高庙遗址相比,其印纹、浅浮雕的图像造型更赋特质,有观点认为千家坪及大塘遗存等均可以纳入高庙文化系统。湖南史前白陶起源于距今7000年以前的皂市下层文化、高庙文化时期,大约消失于距今5600年前的大溪文化中晚期,有其发生、发展、扩散、衰落的完整过程。其鼎盛时期向外传播,南到珠三角,东至太湖和江淮,北及汉水中游和关中,西达黔东,被誉为史前中国第一次艺术浪潮,对后世中国艺术与信仰产生了重要影响。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方向明研究员在题为《他们原先是良渚的信仰》的报告指出,金沙和三星堆都出土了良渚式玉琮,三星堆K3玉琮的两面还琢刻了两颗神树。玉琮源于良渚文化,良渚后续,玉琮在传播扩散中形制和纹样发生变化,以金沙2001CQJC:1弦纹琮和三星堆K3神树纹琮为代表,前者分布范围广,中心尚不明确,后者以陕晋为中心,以陶寺为代表,并成为齐家文化琮的主流。三星堆K3琮,雕琢神树可能有意。良渚文化琮以反山M12:98大琮为代表,是当时萨满式多层次宇宙观的模型和象征,射面、节面、直槽、射孔等结构不仅说明琮有不同的视角,而且还围绕着柱体和“神树”旋转,反山M12、M20琮射孔内按插的权杖,也是良渚的另一种神树。萨满式分层宇宙观是古代中国信仰的根本,以良渚为先河,以琮和相关主题为代表,沟通天地、动物助手、人与动物转形,以及旋转的天地柱或神树是重要内容,权力、信仰与美术密切的关系,也是中国文明的重要特征。

       重庆市文物考古研究院白九江研究员的演讲《通天拜日——从神人骑虎图案说起》认为,宣汉罗家坝墓地33号墓出土的3件三角援铜戈上的手虎纹,实为“神人骑虎”图,这类图案很容易让我们联想起良渚文化的“神人兽面”纹。神人兽面纹中的鸟目纹实为鸟托太阳,我们认为,神人兽面纹是由神人、神兽、阳鸟、太阳四大要素组成的。神人兽面纹所要展现的情景是:乘坐往返天地的神兽(虎)的巫师,与背负太阳(天的象征)而出的神鸟,在上天相遇,代表人间的巫师与代表上天的阳鸟(太阳神鸟),结合变身为鸟人,然后与太阳进行连接,实现了天与地、人与神间的沟通。这是一场远古东亚常见的萨满仪式的再现。肖家屋脊文化时期,神人兽面纹已简化为、介形冠、阳鸟、神兽(偶见神面)的组合。三星堆——金沙文化时期,可见到神树、神坛上的鸟身人面铜像、铜人鸟足像、双鸟负日挂饰、四鸟绕日饰等反映通天拜日的遗物。其中,报告释为夔龙承托兽面的一种器物,应为负日阳鸟与神兽的组合,是天地人神沟通的简略再现。战国时期,巴蜀文化青铜器中还发现有戴山形冠的神人骑虎图,通过与三星堆金杖神人的对比,可以明确这类神人为当时的巫师兼部族首领,作为宗教活动的通天拜日仪式,此时已为上层贵族和职业巫师所独占。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王仁湘研究员在题为《与阳光同行:古代“日乌”图赞》的发言中指出,古代中国将太阳神鸟名为"日乌"。由高庙文化白陶艺术的发现,知道近8000年前南方有了成熟的太阳崇拜艺术,日乌图像频现在日用陶器上。大头、长喙、獠牙、带太阳符号的双翅,是日乌最初的形象塑造。这样成熟的艺术,已经调用了让人有些费解的象征手法,简洁的符号定型化,便于复制与传播。相类的日乌在仰韶文化到石家河文化和龙山文化艺术中一直在飞翔,艺术表现又有了彩陶与玉雕方式。到古蜀文化中,日乌有了青铜雕像,有了人面鸟身的造型,更是见到金箔艺术雕刻,将带日运行的日乌图像表现得至臻至美。不过到了汉画的时代,与太阳同在的日乌又开始回归自然,变成与人十分亲近的模样。日乌在中国神话和艺术飞过了6000多年的时光,是传扬古代宇宙观的一个最生动的符号。

 

       五、世界文化遗产保护与研究

       南方科技大学唐际根教授的视频连线发言以世界文化遗产标准分析了三星堆与金沙遗址。他认为从文化遗产角度看,三星堆与金沙应该纳入到同一个文化体系来评估和看待。三星堆、金沙给人印象最深是祭祀遗存,然而它的遗产内涵其实不只是祭祀坑,它还有面积达3.6平方公里的三星堆古城、宫殿、作坊等等,还有以鸭子河、摸底河为背景的类似的小环境,构成了类似的聚落特征。三星堆、金沙以造型独特的青铜人像、黄金面具、玉器、青铜容器等一些3000年前人类很难获取到的各种珍贵自然资源为道具,构成复杂的祭祀系统,王权也在其中。三星堆、金沙遗址代表的是神权跟王权相结合的文明,是长江流域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反应。关于三星堆、金沙的“突出的普遍价值”,至少有两个需要注意的要点:一是它以长江为依托,背景是大江大河。世界上多数伟大文明都是以大江大河为背景,比方说尼罗河的古埃及文明、以黄河流域为背景的殷墟等,都已经列入世界文化遗产。要以长江为背景的要点要考虑,要纳入到价值思考的方向上来。二是三星堆、金沙背后深厚的本土文化根基,以及它吸收周边优秀文化的能力。虽然三星堆、金沙的突出普遍价值还需要深入研究,但也许可以说,三星堆、金沙遗址见证的是以长江特定环境为背景,以本土文化和本土传统为基础构建起来文明,这支文明具有独特的套祭祀系统,又通过借鉴吸收周边诸多先进文化,尤其是中原青铜文化所滋生的神权加王权的文明体系。三星堆、金沙符合世界文化遗产的第三条标准,即这个遗产项目应该见证了独特的文化,或者见证了某段业已消失的历史。三星堆、金沙以独特的祭祀系统为内涵,见证了长江上游社会进程中的古蜀文明,见证了当地人类社会发展的重要历史阶段。除此之外,第一条标准也可以对标,即强调的是某遗产项目是否是“创造性的杰作”。三星堆、金沙遗址所创造的文明成就,尤其是其制作青铜和黄金偶像,又以3000年前获取难度极高,覆盖极广的珍稀物质资源作为祭品纳入祭祀系统,是独特的“创造性杰作”。对于申遗而言,满足六条标准之一便具备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的条件,所以三星堆、金沙有资格列入世界遗产。应该把三星堆、金沙遗址放到长江流域整体中考虑,局限在长江上游仍然不够,应以大江大河为背景。三星堆二号坑出土的青铜尊和罍,颈部都有三道弦纹。妇好墓的青铜器,颈部都饰蕉叶纹,这些颈部三道弦纹的风格,表明长江流域所受到的中原文明刺激的年代不是殷墟时期,而是比殷墟更早的年代,即早商时代。大约在公元前16世纪某个时候,商文化南下,先到盘龙城,从盘龙城渡江到了江西境内,到达赣江的下游,往东进入安徽,往西则溯江而上,影响到三星堆,引起了整个长江流域青铜时代的勃兴。他建议以“长江流域青铜文化遗址群”或者“长江流域文化带”这样的集合概念来申报世界文化遗产。一方面可以纳入三星堆遗址,盘龙城遗址,吴城牛城、新干大墓等遗址,一方面在政治上发挥四川省、河北省、湖南、江西、安徽等自积极性,形成合力。按照类似丝绸之路申遗的模式来操作,或可把这个事情做得更加有意义。

       墨西哥奇琴伊察遗址博物馆馆长马可·安东尼·桑托斯也在视频发言中介绍了世界文化遗产奇琴伊察遗址的概况。

       本次会议学者们的碰撞与交流同样也吸引了公众的关注,这次到场参会的嘉宾近百人,成都日报进行了全程直播,共有24家媒体进行了采访报道,分别推出了新闻快讯、专题页面、专家采访等报道60多篇,中国文物报、成都日报、成都商报均以整版或者半版方式发布了专题报道。与会代表还实地考察了三星堆遗址发掘现场及出土文物。


                                   (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  陈剑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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