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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念金沙遗址发现20周年国际学术会议综述

0来源:暂无日期:2021.09.29 点击数:24783

纪念金沙遗址发现20周年国际学术会议综述

陈  剑(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

郑漫丽(成都金沙遗址博物馆)

       内容提要:“中国考古百年”系列活动之“纪念金沙遗址发现20周年国际学术会议”于2021年9月27日至28日在成都召开。会议围绕金沙遗址考古发掘研究回顾与展望、古蜀文明考古发现与研究、区域文明互动研究、早期文明信仰与交流、世界文化遗产保护与研究等主题,进行了深入研讨。

       关键词:金沙遗址  20周年  学术会议


       披沙沥金二十载,实证蜀都三千年。金沙遗址于2001年惊天面世,被誉为“二十一世纪中国第一项重大的考古发现”。二十年来,金沙遗址聚落群已陆续发掘133个地点,发掘面积超过20万平方米,基本可以确认金沙遗址是三星堆之后古蜀文明在成都平原兴起的又一个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是古蜀国在商代晚期至春秋时期的都邑所在。金沙遗址的发现不仅解答了三星堆文明去向之谜,也将成都城市史向前推进到距今3200年左右,与成都平原的史前城址群、三星堆遗址、战国船棺墓葬共同构建了古蜀文明发展历程。金沙遗址荣获了2001年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并被国务院公布为第6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入选中国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录。2007年,在金沙遗址原址上修建的金沙遗址博物馆正式对公众开放,成为又一个以考古为特色的博物馆,这种结合了城市公园与考古遗址发掘现场的博物馆展示模式为金沙遗址赢得了首批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的荣誉。开馆13年,金沙遗址博物馆还先后被评为国家AAAA级旅游景区、国家一级博物馆、2020年全国最具创新力博物馆。

       2021年是中国共产党百年华诞,也是中国考古学诞生100周年纪念。为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9·28”重要讲话精神,努力建设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考古学,致敬中国考古百年征程,不断弘扬古蜀文化根脉、纪念金沙遗址发现20周年,“中国考古百年”系列活动之“纪念金沙遗址发现20周年国际学术会议”于9月27日至28日在成都召开。此次会议主办单位为中国考古学会、中国文物报社,承办单位为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成都金沙遗址博物馆。本次研讨会得到了四川省文化和旅游厅、四川省文物局、中共成都市委宣传部、成都市文化广电旅游局的细心指导,和四川省考古学会、四川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四川广汉三星堆博物馆的大力支持。

       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王巍研究员,中国文物报社社长柳士发,中国考古学会公共考古委员会主任、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王仁湘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朱乃诚研究员,中国考古学会常务理事李水城教授,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学术委员会主任孙华教授,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前副所长卜工研究员,中国先秦史学会副会长、四川大学彭邦本教授等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国文物报社、北京大学、自然与文化遗产研究杂志社、湖北省博物馆、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湖北省文物交流信息中心、武汉大学、湖南大学、上海大学、南方科技大学、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重庆市文物考古研究院、贵州省考古文物研究所、盘龙城遗址博物院、四川大学、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广汉三星堆博物馆、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成都金沙遗址博物馆等机构和高校的专家学者近百人参加会议。四川省文化和旅游党组成员、副厅长、四川省文物局局长王毅,中共成都市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市文明办主任郭小平,成都传媒集团董事长、党委书记母涛,成都文化广电旅游局副局长张学文等领导出席大会。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院长颜劲松研究员主持大会开幕式,王巍理事长、柳士发社长、郭小平副部长、王毅局长先后致辞。

       本届大会也采取了线上线下相结合的形式进行,美国哈佛大学教授傅罗文、美国旧金山亚洲艺术博物馆馆长许杰、墨西哥奇琴伊察遗址博物馆馆长马可·安东尼·桑托斯、中国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林圭侦博士等嘉宾通过网络视频参加会议。

       共有18位专家学者在现场作了精彩的报告, 6位专家通过视频连线、提交报告等等方式发表了演讲,主要围绕金沙遗址考古发掘研究回顾与展望、古蜀文明考古发现与研究、区域文明互动研究、早期文明信仰与交流、世界文化遗产保护与研究等主题,进行了深入研讨。

 

一、金沙遗址考古发掘与研究:

       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卜工研究员在题为《“金沙模式”再创辉煌》的发言中,首先指出金沙遗址从发掘保护到建馆展示的超前意识,自信意识,学术意识,包容意识,以及一以贯之的理念和追求就是“金沙模式”。三星堆考古新发现对过去的知识体系形成巨大冲击,历史文献资料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为此,“满天星斗”才是中国古代历史逻辑和文明探源的理论逻辑。致敬“金沙模式”,就是要强调建设考古学理论体系和话语体系的紧迫感和重要性,在讲述了是什么的同时,也要注重公众关注和好奇的“为什么”。“金沙模式”是成都文博的财富,是中国考古的财富,也是再创辉煌的财富。针对金沙遗址未来的研究,提出应创新理念思想武装,研发高性能的物探技术,确保金沙遗址的勘测水平再上新台阶;跳出金沙看金沙,向西拓展将是探索古蜀文明的重要方向。

       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周志清研究员在题为《金沙遗址研究新进展》的发言中,代表金沙遗址发掘团队来作对金沙遗址近20年考古发掘以及资料整理和研究进展做了简单的回顾。通过介绍近年来金沙遗址祭祀区的考古资料整理研究取得的最新进展,以及围绕遗址内发现的墓葬遗存的葬俗、手工业作坊以及金沙遗址与周边聚落关系的研究成果,提出金沙祭祀区大概有1000多年祭祀传统,绵延千年的祭祀传统和稳定祭祀中心凸显金沙先民社会和信仰传统的超稳定结构,发达的神权系统极大丰富了中国古代文明的文化特质;与三星堆相比,金沙目前没有发现城垣,可能反映古蜀的形态本身的复杂性;以三星堆和金沙遗址为代表的古蜀文明交融互鉴了周边其他文明诸多的元素,致使其文明发展范式具有鲜明的复合性特征。金沙遗址相关地点考古资料的深入整理与研究,尤其是考古资料刊布还将有助于完善成都平原商周时期考古学文化的编年与分期体系,为古蜀文明的研究提供了坚实的年代标尺和完整的参照体系,并将进一步影响到对三星堆与金沙关系的认识与评估。

       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杨占风研究员在题为《十二桥文化分期——兼谈金沙聚落》的发言中,通过天乡路、和盛柳岸、中海国际2号地点(H25、H26)、波罗村、三观村、曹家祠、电子科技大学行政楼、摩甫生物、万安药业包装厂、干道黄忠A线、清江村、新一村、阳光地带等典型遗址、典型单位的陶器组合变化,对十二桥文化的分期进行了细化,并对其年代上、下限进行了界定。并通过对金沙遗址已发表材料的年代、遗迹类型分析,对其历时性的聚落规模、功能分区进行了初步分析,指出,十二桥文化年代上限已经进入到三星堆文化年代范畴。有两种可能性,一个是三星堆偏晚阶段的一些遗存应该归到十二桥文化,另外一种可能性来说,三星堆文化晚期阶段跟十二桥文化早期,两者有一个并行期。从现在材料看,第一种可能性要大一些。金沙遗址自早至晚包括了宝墩、十二桥、新一村三种考古学文化遗存,另外从金沙遗址最南端一个发掘地点金沙园三期,可以说金沙遗址十二桥文化的南界并没有越过金阳路。金沙遗址在商晚至西周早期是逐渐兴起过程,而它的主盛期应该是西周中晚期达到鼎盛,而到春秋跟战国时期,这个时期没有发现已经开始衰落了,特别是春秋晚期到战国是作为墓地使用。西周以前居址跟墓葬没有分开的,西周以后开始有了独立的墓葬区,而到了春秋战国,已经有纯粹的墓葬区。从整个墓葬区分布的情况,整个墓葬区主要分布在金沙祭祀区西部沿线地带。如果整个金沙其他遗址点与祭祀区是直接关系者的话,那么通过祭祀区其它聚落分析,鼎盛期应该在西周中晚期,如果按照这种逻辑来推断,祭祀区鼎盛期也应该在西周中晚期。

       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姜铭副研究员在题为《从植物遗存浮选结果看金沙遗址的祭祀活动》的发言中介绍,金沙遗址祭祀区浮选出了大量的植物遗存,包括农作物、果类、树木类和杂草类种子、果实等,其中树木类种子/果实类别丰富,、炭屑含量明显偏高且多来自地层,炭屑含量、树木种类、杂草种类在数量上还存在一定同步现象。结合正在编写的金沙遗址祭祀区考古发掘报告对祭祀分期与祭祀特点的分析,以及金沙遗址祭祀区的炭屑含量平均值远高于成都平原同时期的其它地点来看,金沙遗址祭祀区频繁的用火行为可能与“燎祭”活动有关。“燎祭”活动或许在第二期第三段时已经出现,燎祭所用的薪柴,尤其是大量枯草很可能是就近砍伐的,以追求“升其烟气”,以达于天的烟气效果,所以在这一时段少见较贵重的礼仪用品。或许此时的祭祀活动比较侧重于借助烟气来沟通神灵,所以在这一时段少见较贵重的礼仪用品。

       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何锟宇研究员、成都金沙遗址博物馆郑漫丽副研究员在题为《金沙遗址祭祀区动物遗存的考古学观察》发言中指出,祭祀区发现的65处祭祀遗存中有25处动物遗存与祭祀用品共存,反映动物遗存作为祭祀的牺牲在祭祀活动中具有重要的作用。动物遗存以哺乳动物的牙齿和鹿角、麂角为主,有少量残破的下颌骨和肢骨,无完整的动物骨架。通过与金沙遗址其它地点发现的动物遗存,以及成都平原其它遗址发现的动物遗存进行对比,认为金沙遗址祭祀区的动物遗存或与战前祭祀有关,是为祈祷战争获胜。而十二桥遗址群则是为金沙遗址祭祀区提供献祭牺牲的动物资源“储备库”,十二桥遗址第12层发现的房屋建筑很可能就是圈养动物的围栏。早在新石器时代象牙就被制作成装饰品,至三星堆文化时期,象牙被大量使用到宗教祭祀活动当中,其使用功能开始发生质的变化。十二桥文化时期,对动物资源的利用达到顶峰。至战国时代,对野生动物的利用开始回缩,春秋战国墓中用鹿肢骨、鹿角等随葬的习俗或许是金沙遗址祭祀区用鹿类骨角遗存祭祀的延续,也可能代表蜀国贵族阶级的丧葬礼仪。

       武汉大学张昌平教授在题为《金沙遗址出土青铜容器及相关问题》的发言中认为,金沙是与三星堆文化面貌和社会性质近似、替代三星堆的古蜀王都所在,这样的宏观认识还可以进行条分缕析。金沙祭祀区出土的青铜容器碎片过去未被学术界重视,比对器形表明,其器类包括折肩尊罍、方尊、双耳罍、提梁卣等多种不同类别,所属年代从三星堆文化延续至新一村文化。从这些器类可以让我们识别这些青铜器的文化背景,由此可进一步认知三星堆文化到十二桥文化时期成都平原的社会格局。

       美国哈佛大学傅罗文(Rowan Flad)教授在题为《金沙遗址与成都平原考古》的视频发言中介绍,2001年他在访问成都的过程中有幸参观了金沙遗址,开始关注以金沙为代表的古蜀文化的考古研究与保护。三星堆考古新发现进一步说明,古蜀文化的影响意义更为广泛。也许新的发现会改变理解,但这些象牙制品从一个侧面显示了两个遗址的人们与其他社群互动方式不太一样,其内部也存在某种演进和变化。金沙所处的十二桥时期是成都平原上小遗址越来越普遍的时期。 2005 年至 2011 年由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院)与北京大学、哈佛大学、台湾大学和华盛顿大学共同进行的成都平原考古调查,就记录下许多这样的小遗址。相关报告的出版,将有助于进一步提高大众对这个地区文化遗产的理解与关注。

       中国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林圭侦博士也在视频发言中介绍了她见证金沙遗址考古发掘与研究的情况。

       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陈剑研究员提交了论文《俞伟超、张忠培先生指导金沙遗址考古纪事》,指出金沙遗址的考古发掘研究工作得到了学术界多位专家学者的指导关心,其中,俞伟超和张忠培先生的关注与指导较有代表意义。俞伟超先生在金沙遗址发现之前发表了系列论文、讲座及题词,推进了巴蜀考古研究的深度与广度;在金沙遗址发现及发掘的初期阶段,他亲临现场进行了具体指导。张忠培先生在金沙遗址发现后也亲临现场指导工作;并通过各种方式关心支持金沙遗址考古,尤其是筹划组织在成都召开了“第三届中国古代玉器与传统文化研讨会”,会后主编出版《玉魂国魄(三):中国古代玉器与传统文化学术讨论会文集》。回顾梳理俞伟超、张忠培先生对金沙遗址考古的指导是书写金沙遗址考古学术史不可缺少的组成内容。

 

二、古蜀文明考古发现与研究:

       四川大学彭邦本教授在题为《三星堆——金沙共同体略论》的发言中指出,三星堆遗址和金沙遗址在空间上彼此临近,文化面貌相同,两者应属同一政治和信仰的文化共同体,可称之为青铜文化时期的区域性共主联盟王朝,即三星堆——金沙共同体。该联盟以成都平原为中心,地域辽阔,在虞夏之际开始逐渐进入文明,商周时期达到青铜文明的高峰。三星堆的主人应该是当时蜀地的邦国联盟共主,金沙古城所代表的邦国应该是核心成员国;三星堆古城在商周之际衰落后,联盟共主转为金沙古城。三星堆——金沙共同体代表的上古蜀地文明的起源很早,很早就与黄河流域五帝三代时期发生了交流互动。结合文献和考古材料看,尽管整个文明的整合程度已经相当高,但是始终处于邦国联盟的松散状态,可能也有过分封,似乎从来没有出现过郡县制,因而在东周以后就逐渐落后于中原地区,最后被兼并。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冉宏林副研究员在题为《三星堆遗址祭祀区考古工作阶段性进展及主要收获》发言中介绍了三星堆遗址考古最新成果。三星堆遗址祭祀区2021年度的考古发掘工作已纳入“考古中国”重大项目,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联合国内39家科研机构、大学院校以及科技公司,共同开展新发现六座“祭祀坑”的考古发掘。三号坑的发掘由上海大学与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负责,发掘自2021年1月9日启动,目前已进入收尾阶段,预计2个月内能完成田野发掘工作,截至目前出土各类器物残件和标本共729件。较完整遗物共478件(组),残件141件。其中,较完整器物包括铜器293件、玉器45件、象牙100根、金器7件、骨雕2件、石器2件和海贝26件(组)等。四号坑的发掘由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负责,启动于2020年10月9日,至2021年8月19日结束。共出土完整器79件、残件1073件。完整器包括玉器9件,均来自埋藏堆积,有琮2件、瑗1件、凿4件、璧1件、锛1件;铜器21件;象牙47根,均来自埋藏堆积;陶器2件,均出土于灰烬层,且均为尖底盏。五号坑目前已经做好了将坑内堆积提取回实验室的准备工作,预计在9月底完成野外清理工作,转入实验室开展精细清理。截至目前,五号坑共清理出土近似完整的金器19件、玉器2件、铜器2件,另有牙雕残片等近300件,较为典型的有金面具、鸟形金饰、橄榄形玉器、圆形金箔、玉珠和云雷纹牙雕等。六号坑已于2021年7月19日结束野外发掘工作,坑内“木箱”及西侧木器已经整体提取回实验室,由社科院考古所实验室考古中心负责开展室内发掘。截至目前,六号坑只出土包括“木箱”在内的两件木器以及玉刀1件,不过“木箱”之内尚未清理,故是否还有更多文物出土尚需后续明确。七号坑已经清理完填土堆积,暴露出埋藏堆积,包括最上层的象牙以及其下的其他材质文物,象牙数量预计将近200根,能确认的文物包括玉石戈、璋、瑗以及铜人头像、有领璧、龟背形挂饰等,目前正在开展象牙提取工作,预计于10月份提取完全部象牙并开始提取埋藏文物。七号坑目前出土近似完整的铜器1件、金器3件、玉器5件,提取象牙80根(含残断象牙),典型文物包括带黑彩铜人头像、鱼形金箔片等。八号坑已经清理完填土堆积、灰烬堆积,暴露出象牙和象牙之下的埋藏文物,象牙数量预计将近200根,能确认的文物包括铜人头像、铜面具、铜尊、铜方罍、铜神坛、铜神兽、铜顶尊人像、玉璋、玉戈、玉有领璧、石磬等,目前正在开展象牙提取工作,预计将于10月份提取完全部象牙并开始提取埋藏文物。目前提取的近似完整器包括铜器54件、金器349件、玉器199件、石器34件,提取象牙66根(含残断象牙),典型文物包括小型铜凸目鸟身人像、金面具、玉璋、石磬等。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朱乃诚研究员在题为《三星堆文明的年代及与金沙的关系》发言中依据目前已经公布的三星堆遗址和金沙遗址考古发掘资料,对三星堆文明的年代尤其是三星堆文明的结束年代及与金沙的关系作进一步的探索,提出:三星堆文明形成于三星堆遗址二期,具体年代大致在公元前1600~公元前1500年。三星堆文明是在三星堆遗址二期受到二里头文化、齐家文化的影响下而产生的,形成时期包含了二里头文化、齐家文化,以及宝墩文化的继承者等三种文化因素。二里头文化与齐家文化对成都平原地区的影响,促使当地的本土文化发生巨变,导致三星堆文明的形成。由于三星堆文明形成过程中继承了一些二里头文化所代表的夏文明因素以及齐家文化因素,所以在三星堆文明的发展过程中,尽管受到中原商文明的影响,但其所呈现出的最主要的文化特征,那些表明三星堆文明特质的文明因素,却迥异于商文明。

       美国旧金山亚洲艺术博物馆许杰馆长在题为《从金沙石雕跪坐人像反观三星堆文化的图像表述和祭祀行为》的书面发言中,提出三星堆、金沙出土的石雕跪坐人像造型特点的一致性可以判断它们都是同一文化传统的产物。通过与三星堆二号坑出土的大立人以及其它人像器物的对比,认为这些人像器物都刻划了人物裸足的形象特点,说明他们在祭祀的时很可能同处一处必须裸足的神圣之地,结合最新考古发现中石跪坐人像缺席的情况看,进一步证明K1和K2出土器物是某种祭祀的结果。器物都被有意击打、焚烧。但是, 在K2所体现的那场祭 祀中,献祭者本人也成为了祭品。这显然与石雕跪坐人像所体现的祭祀有着本质的不同,或许石雕像所体现的祭祀是三星堆文化中常规的行为,而K2及其他七个坑反映是某种特殊情形下,三星堆社会精英以图像为代表的贵族自我献祭。这八个坑所反映的是三星堆文明在遭遇重大变故,如洪水等灾难时,贵族必须自我献祭,以安抚、平息神灵的特殊宗教习俗。这些坑应该称为 “祭祀遗物坑”,其祭祀活动应发生在坑外。

       四川大学李映福教授在题为《黄金和美玉:三星堆-金沙遗址出土神(王)权用器看中华文明的多元一体》的发言中以三星堆——金沙遗址出土神权(王权)用器为切入点,通过三星堆——金沙遗址出土琮、钺、斧、戈、璋等玉器的溯源,讨论三星堆-金沙遗址与中原文化在精神与价值观念上的同源;三星堆——金沙遗址出土的黄金面具、黄金权杖的神权(王权)用器的观念,可能是与域外文明交流互鉴的结果,但作为黄金载体的青铜面具和黄金权杖表面錾刻的图案却是古蜀文明具有代表性的图案元素。

       成都金沙遗址博物馆王方研究员在题为《寻玉之路——古蜀玉器玉料分析及矿源产地调查情况综述》的发言中介绍了三星堆、金沙遗址出土玉器研究的相关成果。在古蜀文化两个中心区域三星堆遗址、金沙遗址中出土了数以千件温润细腻、制作精美的玉器,统称为古蜀玉器。对古蜀玉器材料的检测分析表明古蜀玉器主要以透闪石玉为主,同时还有少量的阳起石、透辉石、斜长石、闪长石、滑石等,材料种类丰富,选料较为广泛。通过对成都平原西北龙门山脉一带玉料矿源分布情况的初步调查,以及对中国其他区域矿源产地玉料标本的观察与对比,初步明确古蜀玉器绝大多数材料明显区别于其他区域玉文化玉料,古蜀玉器绝大部分玉器应为就地取材、就地制作而成。

       四川大学霍巍教授提交了论文《从三星堆到金沙:展现中国上古精神世界的知识图景》,认为四川广汉三星堆新发现祭祀坑的考古发掘,让世人再次感受到中国考古学在新时代的巨大成就和感染力。而金沙遗址是三星堆文明的延续与发展,具有许多和三星堆文明相同的文化因素,两者共同形成了中国西南早期青铜文化的基本风貌。三星堆的青铜神树等与金沙遗址出土的太阳神鸟金饰及蛙形金箔展现了古蜀先民日月崇拜、阴阳四季等宇宙观念;三星堆遗址出土金杖与金沙遗址出土金冠带的鱼、鸟、箭的神秘纹饰如出一辙,似乎透露出古蜀文明中某些已经消逝的“知识密码”;三星堆和金沙遗址在祭祀对象、祭器使用、祭祀场所等方面都有所不同,但在使用大量象牙、金箔神器、玉器祭祀来“沟通神人”这一点上,两者之间是一脉相承的。从三星堆到金沙,大量的考古发现都是与祭祀有关的遗物和遗迹,从而提供给世人前所未有的中国上古精神世界的知识图景。

 

三、区域文明互动研究: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王巍研究员在题为《三星堆·金沙与夏·商王朝》的发言中,首先简要介绍了二里头遗址所见夏代后期的发明创造,包括王权控制下的铜器和绿松石装饰手工业作坊所带来的青铜礼器群的出现,祭祀礼仪用玉石器具组合的形成,礼仪用乐制度的初创。随后重点通过玉戈、陶盉、镶嵌绿松石铜牌饰、玉璋等典型器物的对比来说明二里头文化对三星堆、金沙的影响,通过对比铜尊、铜罍等流行于长江流域的青铜容器与商王朝使用的青铜容器阐释商王朝对古蜀国的影响,进而提出,三星堆、金沙可见多种中原文化基因,夏商王朝对三星堆、金沙的文化影响经历了两个时期,第一个时期是夏王朝的玉礼器可能在进入到商纪年后传入三星堆,第二个时期是商代晚期青铜容器制作技术的散播与传入。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方勤研究员在题为《石家河玉人像与古蜀文明青铜人像对比研究》的视频连线发言中指出,石家河遗址的玉人像发现于肖家屋脊(后石家河)文化时期,距今4200—3700年,分别在肖家屋脊、罗家柏岭、谭家岭、严家山等遗址点考古发掘出土。石家河遗址累计出土玉器有400余件,有玉壁、玉龙、玉凤、玉虎、玉蝉等多种造型,其中玉人像有十余件,造型奇特独特,无疑最引人关注。石家河玉人像的纵目、大口、垂耳、鹰钩鼻、獠牙等造型,当是掌握神权和巫师这类人,设定的神的形象,也为后来三星堆等的神人形象所继承。只是青铜器比较玉器而言,技术、工艺、用材更好塑造,神像就更夸张石家河玉人像可以分两类,一类是夸张的神像:纵目、獠牙、鹰钩鼻造型,当是神的形象;二类是人的形象,如出土于罗家柏岭的玉人像,面庞写实,两眼倾斜呈倒置的八字形,鼻宽阔,口扁方微闭,散发着威严与神秘的气息,应该是祖先或者王的形象。特别值得关注的是,第一类神造型的玉人像,出自瓮棺的特殊墓葬中,而瓮棺的葬式,当与巫师等神权人物相关;而第二类玉人像,出自罗家柏岭遗址点,并与玉壁同出,更可给是祭祀遗址。这两类玉人像的不同出土地点,也与神人像、祖先像的功能吻合。此前三星堆1、2号祭祀坑出土的纵目人像,与常人相比迥异,当是神庙的神像,而此次4号祭祀坑出土的人像形象,与此前发现的纵目神像相比,更接近常人。可见,三星堆的青铜人像,和石家河一样,也分两类,一是神像,一是人像。4号祭祀坑的年代最有可能在距今3148年至2966年的范围之内,属商代晚期,时代比肖家屋脊(后石家河)文化晚,其继承了石家河的传统,当是确凿。当然,两者虽然同属长江流域,但时间相隔久远,文化上的传承和实现路径,还需要更深层次的探究,也期待更多的考古新成果。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何努研究员在题为《陶寺“木帝主”兼论古蜀文化“灯形器”功能》的发言中通过相关考古存在背景关系,分析陶寺遗址早期王族墓地贵族墓葬出土“高柄木豆”的祼禘礼祼祭对象“苞茅木帝主”功能,一类王墓与二类大贵族墓中的男性墓主,控制着祼禘礼的宗教祭祀权力。受陶寺文化早期苞茅木帝主祼禘缩酒功能的启发,进而推测古蜀文化的灯形器也是祼祭缩酒的器具,将苞茅填充入其高柄内空腔,即可缩酒,可称之为“祼漏豆”,既可用于祭祀先帝先祖,也可用祭祀鬼神。

 

四、早期文明信仰与交流:

       湖南大学岳麓书院郭伟民教授在《湖南史前白陶的考古发现与研究》发言中重点介绍了湖南史前白陶的考古发现与研究进展。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洞庭湖地区的汤家岗、丁家岗、三元宫等遗址均发现白陶,年代属于汤家岗文化和大溪文化。后来,在更早的遗存中也有发现,如皂市下层、坟山堡、涂家台等遗址均出土过白衣陶和黄白陶,高庙遗址则是出土大量白陶。白陶上图像纹饰复杂繁缛,多以刻划、戳印、压印、模印、拍印、剔刺等手法装饰兽面獠牙、篦点、凤鸟、几何形纹等。器物主要有釜、罐、盘、簋、碗、杯。沅水中上游地区是出土白陶最丰富的地区,松溪口、征溪口、溪口、台坎大地、下湾,以及贵州境内的一些遗址都有白陶发现,在年代上与高庙下层遗存有先后,均可纳入高庙文化范畴。湘江流域的中上游地区,大塘、磨山、堆子岭、独岭坳、老虎坑等遗址也发现有白陶。整体而言,这类白陶遗存较早阶段与高庙文化和皂市下层文化的白陶特征较为相似,较晚阶段则与汤家岗—大溪文化白陶相似。大塘遗址白陶上类似建筑的图像以及陶器上的彩绘暗示其与高庙遗存有着某种联系。2011、2012年千家坪遗址的两次发掘,则基本解决了湘江中上游地区白陶遗存的性质和地位。千家坪遗址位处南岭北侧的桂阳县,这里发现了年代不晚于距今7000年的大量白陶遗存,其造型和纹饰与高庙文化极为相似,与高庙遗址相比,其印纹、浅浮雕的图像造型更赋特质,有观点认为千家坪及大塘遗存等均可以纳入高庙文化系统。湖南史前白陶起源于距今7000年以前的皂市下层文化、高庙文化时期,大约消失于距今5600年前的大溪文化中晚期,有其发生、发展、扩散、衰落的完整过程。其鼎盛时期向外传播,南到珠三角,东至太湖和江淮,北及汉水中游和关中,西达黔东,被誉为史前中国第一次艺术浪潮,对后世中国艺术与信仰产生了重要影响。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方向明研究员在题为《他们原先是良渚的信仰》的报告指出,金沙和三星堆都出土了良渚式玉琮,三星堆K3玉琮的两面还琢刻了两颗神树。玉琮源于良渚文化,良渚后续,玉琮在传播扩散中形制和纹样发生变化,以金沙2001CQJC:1弦纹琮和三星堆K3神树纹琮为代表,前者分布范围广,中心尚不明确,后者以陕晋为中心,以陶寺为代表,并成为齐家文化琮的主流。三星堆K3琮,雕琢神树可能有意。良渚文化琮以反山M12:98大琮为代表,是当时萨满式多层次宇宙观的模型和象征,射面、节面、直槽、射孔等结构不仅说明琮有不同的视角,而且还围绕着柱体和“神树”旋转,反山M12、M20琮射孔内按插的权杖,也是良渚的另一种神树。萨满式分层宇宙观是古代中国信仰的根本,以良渚为先河,以琮和相关主题为代表,沟通天地、动物助手、人与动物转形,以及旋转的天地柱或神树是重要内容,权力、信仰与美术密切的关系,也是中国文明的重要特征。

       重庆市文物考古研究院白九江研究员的演讲《通天拜日——从神人骑虎图案说起》认为,宣汉罗家坝墓地33号墓出土的3件三角援铜戈上的手虎纹,实为“神人骑虎”图,这类图案很容易联想起良渚文化的“神人兽面”纹。神人兽面纹中的鸟目纹实为鸟托太阳,他认为,神人兽面纹是由神人、神兽、阳鸟、太阳四大要素组成的。神人兽面纹所要展现的情景是:乘坐往返天地的神兽(虎)的巫师,与背负太阳(天的象征)而出的神鸟,在上天相遇,代表人间的巫师与代表上天的阳鸟(太阳神鸟),结合变身为鸟人,然后与太阳进行连接,实现了天与地、人与神间的沟通。这是一场远古东亚常见的萨满仪式的再现。肖家屋脊文化时期,神人兽面纹已简化为、介形冠、阳鸟、神兽(偶见神面)的组合。三星堆——金沙文化时期,可见到神树、神坛上的鸟身人面铜像、铜人鸟足像、双鸟负日挂饰、四鸟绕日饰等反映通天拜日的遗物。其中,报告释为夔龙承托兽面的一种器物,应为负日阳鸟与神兽的组合,是天地人神沟通的简略再现。战国时期,巴蜀文化青铜器中还发现有戴山形冠的神人骑虎图,通过与三星堆金杖神人的对比,可以明确这类神人为当时的巫师兼部族首领,作为宗教活动的通天拜日仪式,此时已为上层贵族和职业巫师所独占。

       北京大学孙华教授在题为《中国上古的太阳神鸟崇拜——从金沙太阳神鸟金饰说起》的发言中指出,太阳和太阳神崇拜是世界许多地方人们历史上都曾有过的原始宗教信仰,但将太阳与鸟结合在一起的文化相对较少,将太阳神表现为人首鸟身并与太阳神树结合在一起的古代文化就更加少见。三星堆发现的多件青铜神树、抽象的人面、凸目尖耳铜面像、人首鸟身像等与金沙遗址出土的太阳神鸟属于同一体系,其文化传统与东周时期的古蜀国一脉相承,是中国古代主流太阳神话和太阳神崇拜体系形成后的产物,其渊源可以追溯到长江中游的高庙文化和长江下游的河姆渡文化。早在金沙以前的时代,在长江流域就形成了共同太阳神崇拜及其共同表现形式和宇宙观念,这些共同的文化因素是中国古代统一王朝成立并稳固发展的思想基础之一。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王仁湘研究员在题为《与阳光同行:古代“日乌”图赞》的发言中指出,古代中国将太阳神鸟名为“日乌”。由高庙文化白陶艺术的发现,知道近8000年前南方有了成熟的太阳崇拜艺术,日乌图像频现在日用陶器上。大头、长喙、獠牙、带太阳符号的双翅,是日乌最初的形象塑造。这样成熟的艺术,已经调用了让人有些费解的象征手法,简洁的符号定型化,便于复制与传播。相类的日乌在仰韶文化到石家河文化和龙山文化艺术中一直在飞翔,艺术表现又有了彩陶与玉雕方式。到古蜀文化中,日乌有了青铜雕像,有了人面鸟身的造型,更是见到金箔艺术雕刻,将带日运行的日乌图像表现得至臻至美。不过到了汉画的时代,与太阳同在的日乌又开始回归自然,变成与人十分亲近的模样。日乌在中国神话和艺术飞过了6000多年的时光,是传扬古代宇宙观的一个最生动的符号。

 

五、世界文化遗产保护与研究:

       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中心网站2019年1月30日更新的《中国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中,就包括古蜀文明遗址:金沙遗址、古蜀船棺合葬墓(四川省成都市),三星堆遗址(四川省广汉市)。古蜀文明遗址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工作也是本次国际学术会议关注的议题。

       南方科技大学唐际根教授通过视频连线在题为《谈谈金沙遗址的世界文化遗产意义》中,指出从文化遗产角度看,三星堆与金沙应该纳入到同一个文化体系来评估和看待。三星堆、金沙给人印象最深是祭祀遗存,但是,它们的遗产内涵不只是祭祀坑,而是神权跟王权相结合的文明,是长江流域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反映。三星堆、金沙所见证的是以长江特定环境为背景,以本土文化和本土传统为基础构建起来文明,这支文明具有独特的套祭祀系统,又通过借鉴吸收周边诸多先进文化,尤其是中原青铜文化所滋生的神权加王权的文明体系。三星堆、金沙的“突出普遍价值”既符合世界文化遗产的第三条标准,即“见证了独特的文化,或者见证了某段业已消失的历史。”也满足第一条标准即强调的是某遗产项目是否是“创造性的杰作”。三星堆、金沙以独特的祭祀系统为内涵,见证了长江上游社会进程中的古蜀文明,见证了当地人类社会发展的重要历史阶段。三星堆、金沙遗址所创造的文明成就,尤其是其制作青铜和黄金偶像,又以3000年前获取难度极高,覆盖极广的珍稀物质资源作为祭品纳入祭祀系统,是独特的“创造性杰作”。除此之外,他还指出,从三星堆、金沙与长江中下游之间的文化互动交流及相互间的文化影响来看,可以把三星堆、金沙遗址放到长江流域文明体系中考虑,建议以“长江流域青铜文化遗址群”或者“长江流域文化带”这样的集合概念来申报世界文化遗产。一方面可以纳入长江流域的三星堆遗址,金沙遗址、盘龙城遗址,吴城牛城、新干大墓等,另一方面还可发挥四川省、河北省、湖南、江西、安徽等省的积极性,形成合力,按照类似丝绸之路申遗的模式来操作,或可把这个事情做得更加有意义。

       墨西哥奇琴伊察遗址博物馆馆长、考古学家马可·安东尼·桑托斯也在以《玛雅象征主义与奇琴伊察文化》为题的视频发言中介绍了世界文化遗产奇琴伊察遗址的概况,19世纪以来,对奇琴伊察的调查陆续披露了这处遗址早期的面貌,20世纪针对遗址附近的圣井发掘让我们对该遗址鼎盛时期的商业关系了进一步的了解,随着对遗址内的建筑遗迹的发掘与研究,该遗址更为清晰地呈现出玛雅人的时空观和宇宙观,及其与周边文化的交流互动关系。正如此,奇琴伊察遗址被认定为世界文化遗产时,主要因其“突出普遍价值”符合世界遗产中的三条标准,其中之一便是奇琴伊察的古迹尤其是以大球场、库库尔坎金字塔、武士神庙为代表的建筑群因其比例精妙、结构精致、雕饰华丽堪称中美洲建筑中巧夺天工的杰作。为保护这一珍贵的世界文化遗产,墨西哥政府设立了一个以奇琴伊察为中心的多边形的保护圈,使其避免遭受城市扩张、森林砍伐和其他因素的影响,同时,该遗址也针对文物的保护程度展开系列研究。

 

       在大会闭幕式上,朱乃诚研究员进行了学术总结,概述了本次大会取得的六个方面的研究成果与研究热点,并认为会议围绕古蜀文明,围绕金沙与三星堆的重大发现展开的探索,进入了多角度、多领域研究,提出的新的认识都是真知灼见,开拓了探索古蜀文明的新的研究路径与思路。成都金沙遗址博物馆副馆长王方研究员致答谢辞。

       本次会议学者们的碰撞与交流同样也吸引了公众的关注,本次到场参会的嘉宾达百余人,成都日报进行了全程直播,共有24家媒体进行了采访报道,分别推出了新闻快讯、专题页面、专家采访等报道60多篇,中国文物报、成都日报、成都商报均发布了专题报道。与会代表还实地考察了三星堆遗址发掘现场及出土文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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